傳奇性：人間副刊與高信疆
要談《人間副刊》，就不能不談高信疆（1944-2009）。他於2009年因大腸癌病逝，在座的季季、楊澤等四人為他編了《紙上風雲高信疆》一書，將他的傳奇生涯畫下最終的句點。此後隨著時間的過去，知道他的人越來越少，雖然懷念他的人還是很多。他主編《人間副刊》的十年（1973-1983），已經成為一則傳說。他在《人間》的時候，人人都說著高信疆的《人間》。他不在《人間》的時候，人們依然懷念著《人間》的高信疆。我想，凡是對報紙副刊編輯工作懷有熱情理想的人，心中都會有一個高信疆。

這樣說似乎對季季、楊澤不太公平，事實上台灣副刊的發展歷史是一棒接一棒的，是前仆後繼多少大編、小編、老編、名編的付出，才有我們今天台灣副刊史的豐富璀璨，以及我們回望時不禁的讚嘆與佩服。《人間副刊》不是高信疆一個人的，包括徐蔚忱、李葉霜、碧珍、王鼎鈞、桑品載、陳曉林、王健壯、金恆煒、陳怡真、季季、楊澤等，都是讓人間副刊發光發熱的推手。只不過，一提起《人間副刊》，人們首先想到的還是高信疆。高信疆與《人間副刊》，共構出台灣報業副刊史最傳奇性的一章，至今依然是許多新聞系、中文系、台文所學生不斷研究的學位論文議題。

當高信疆1973年主編《人間副刊》時，季季（1945- ）已是擁有幾部小說集的職業作家，她是1980年1月被高信疆從《聯合報》挖角到《人間副刊》擔任撰述委員；楊澤（1954-）是個不到20歲的年輕詩人；向陽（1955-）也是在華岡讀日文的大學生，李瑞騰（1952-）20出頭，也在華岡圖書館裡用功，研究他的古典文學，至於我還是個小學生。因此，榮耀歸於高信疆，相信大家都是心悅誠服的。

我們這幾位都編過報紙副刊，季季與楊澤不用說，向陽於1982年接編自立晚報副刊，李瑞騰於1983年接編嘉義《商工日報》副刊，我則是晚到1989年才進入《中央日報》副刊工作，跟著詩人梅新開始踏入複雜的媒體生態與文學場域，從而得以體會認識所謂文壇，所謂副刊，所謂編輯。也是在中副辦公室，我第一次見到了高信疆。

任教於文化大學新聞系的鄭貞銘是高信疆讀大學時的老師，他提到，當時高信疆就因帥氣的外貌和出色的文采被譽為「華岡新聞系第一美男子」、「文大十大才子」。記得應該是高信疆編完《證嚴法師靜思語》的1989年底，他和梅新主編約好在中副辦公室見面，當他一踏進辦公室，整個辦公室的磁場似乎都不一樣了，尤其是幾位女編輯，不時抬頭偷偷看他，聽他說的每一句話，彷彿是偶像現身，讓小粉絲的內心激動不已。直到他離開了，女同事們還在議論著他的帥氣、談吐與氣質，讓梅新主編開玩笑地對她們提出忠告：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內涵。

高信疆在意興風發之際，寫過一篇探討報導文學的代表性文章〈永恆與博大：報導文學的歷史線索〉，可以說，「永恆與博大」是他人生與職場一直以來的追求。就讀文化大學時，他曾在寢室上寫了一則「室規」：「……永恆是什麼，偉大是什麼？……山青水綠天地好，不如隨我且遙逍。」看來瀟灑，實際上他對自己的文學事業早已成竹在胸，進到《中國時報》讓他找到了一展身手的舞台，從副刊編輯到雜誌、出版，從日報到晚報，從文藝副刊到文化副刊，從臺灣本土到兩岸世界，他悉心規劃了一幅壯闊的副刊藍圖，也將副刊的媒體能量發揮到極致。

他的文學素養，讓他策劃推出「當代中國小說大展」系列專題，其中就登載了如季季的小說〈拾玉鐲〉；他的新聞敏銳度，讓他登高一呼，倡導影響深遠的報導文學；他的商業頭腦，讓他邀請專家學者將中國歷代經典作品改為白話文，出版《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叢書》，獲得學界稱許與市場肯定。人們都不會忘記，他力邀張愛玲、鹿橋復出文壇，大幅報導朱銘、洪通等台灣本土藝術家，也不會忘記他敢於挑戰當道，推出李敖、柏楊的專欄，也不會忘記他推介陳若曦的文革小說，關注大陸抗議文學，以及外國人看中國等專題的設計。這樣的多元、博大，來自他的編輯理念：「擁抱臺灣、熱愛中國、胸懷天下」。他理想中的副刊應該是橋樑、窗戶、旗幟和天秤，他的《人間》十年，確實將這個理想一一付諸實踐。他因此而有「紙上風雲第一人」、「七０年代媒體英雄」、「一名罕見的大將」等稱號。他讓自己走入了永恆，因為他的博大。梅新說過，沒有什麼題材是副刊不能處理的，關鍵在於如何處理。梅新的自信，我認為多少也來自於高信疆在前面樹立的典範與精彩的示範。

陳芳明說得好：「傳說中的人物，注定溶入傳說。高信疆離去時，許多人都在議論他的背影。」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可以透過「人間副刊數位資料庫」的完成與使用，更直接、完整地認識這位文學副刊史上的傳奇人物。

時代性：人間副刊與報導文學
高信疆在接編《人間》副刊的十年中，使「副刊」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特性彰顯無遺，對報導文學的鼓吹即為其中一項閃亮的成績。

我認為，台灣文學發展史上，透過報紙媒體的宣揚、鼓吹，而能在文學形式上有所突破、創新的，報導文學與極短篇堪稱最具代表性，也都已成為現代文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兩大報中的《聯合報》副刊，在提倡寫作極短篇這一文類上貢獻最大，而《人間副刊》則是在鼓吹張揚報導文學的寫作上貢獻最大。高信疆於1975年開闢了「現實的邊緣」專欄，率先提倡這種結合新聞與文學的文體；又於1978年設立報導文學獎，將此一文體向社會廣泛介紹，「進而在短短數年間推廓為文學運動的重要徵獎」（林燿德語）。在這股令人矚目的文學潮流中，湧現了一批創作質量俱佳的報導文學作家，例如陳銘磻、林清玄、古蒙仁、心岱、韓韓、馬以工、楊憲宏、翁台生、李利國、徐仁修、藍博洲等。

談報導文學，當然不會忘記陳映真。陳映真（1937-2016）於1985年創辦了以發表報導文學為主的《人間》雜誌，以圖片、文字去記錄、報導和評論現實生活的各種面向，雖然這份深獲好評的刊物於1989年停刊，但其對報導文學、報導攝影的推動、深化，實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有趣的巧合是，高信疆還曾應陳映真的邀請擔任過《人間》雜誌的總編輯。兩位傳奇性的人物，以「人間」之名將報導文學的薪火傳承下去，在「人間」重逢，攜手將「人間」的招牌擦亮，又將「人間」的傳奇色彩塗抹得更為鮮麗耀眼。高信疆的《人間副刊》，陳映真的《人間》雜誌，報導文學迎來了繼抗戰之後又一次的輝煌與壯闊。

報導文學兼具時效性、文學性、真實性與批判性，可以說是最接地氣的文體，在《人間副刊》強烈的本土關懷使命激盪下，或提倡環境保育、古蹟維護，或關心原住民的處境、下層民眾的悲苦，或探討青少年問題、各行各業的甘苦等，從本土、離島到域外，總是能在一篇篇的作品中閃現出可貴的人性之光、人情之美、人生之愛，這種以人文關懷為基點的批判性格，使報導文學因此有了獨特的人文風貌與更高的社會價值。熟悉台灣過往歷史脈絡的人都知道，這其實也和1970年代以來的政治現實、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從中日斷交到中美斷交，從中壢事件到高雄事件，從新詩論戰到鄉土文學論戰，從雲門舞集「跳自己的舞」到民歌運動「唱自己的歌」，敏感的詩人高信疆，敏銳的新聞工作者高信疆，將文學與新聞重新以媒體的力量結合運用、喚醒了報導文學的現實功能，這一方面實踐了他一直以來引領風潮的文化使命，也呼應了台灣從70年代到80年代的本土化浪潮。曾經，文學副刊與文化副刊考驗著副刊編輯的審美趣味與文學認知，等到文化副刊成為不可擋的媒體屬性後，中國的與台灣的，兩岸的與本土的副刊走向的對立，成為80年代以後台灣報紙副刊的另一個戰場，文化霸權的爭奪於焉展開。這一點，向陽在他的論文〈副刊學的理論建構基礎〉中有精彩的論述，此處就不重複了。

總之，沒有高信疆，《中國時報》難以站穩「兩大報」的地位；沒有高信疆，副刊學將缺少精彩的一頁；沒有高信疆，文壇將少了許多的煙硝味，但也將失去極大的趣味；沒有高信疆，台灣文學史的生動性與多元性也將大大消減。他於2009年撒手離開人間，我覺得報導文學的生命之火頓時黯淡下來，而等到七年之後，2016年陳映真的撒手離開人間，我感覺報導文學終於翻到了最後一頁。當然，報導文學的文類不死，仍將有許多人會投入到報導文學寫作行列中，但是，報導文學如淺灘行舟般的式微，已是不爭的事實。也許，只有在《人間副刊》數位化之後，年輕的讀者、研究者、作者們，才有機會再度認識那段輝煌的時光，遇見那些精彩的人物，重溫那屬於台灣文學特有的溫度、深度與廣度，或者說，重新看待和體會台灣文學、台灣副刊的永恆與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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