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主辦，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美國ProQuest、漢珍數位圖書協辦的「十九世紀帝國、殖民與女性文學」線上座談會，本場講座邀請到以十九世紀英國文學相關研究領域的四位老師，為我們帶來不同有趣的主題，並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外文系馮品佳教授主持，為本場座談會拉開序幕。

醜女才開車？十九世紀末的女性駕駛先驅

本場的座談會首先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英語系陳音頤教授，演講主題為「醜女才開車？十九世紀末的女性駕駛先驅」，陳教授將講題分成四個部分，第一為汽車的意義，尤其是在速度與現代化的部分，第二為早期汽車常見的問題，第三為當時對女性駕駛的疑義與反對聲浪，最後為女性採取策略來平反這樣的偏見。

首先陳教授提到，汽車的發明與火車不同在於具有可以自由自在移動(mobility)、更快的速度(fast speed)、以及最重要的是汽車可以由駕駛操作(individual control)並非像是在火車上被動的移動，是速度與現代化的代表。工業革命是速度的革命，舉反，工作的速度有了機器，生產的速度增加，汽車的發明，交通的速度提升，速度即為現代化最重要的指標，帶來時間與空間的壓縮，在工業革命前，飛翔與速度是神的象徵，也是人類所嚮往的，在工業革命後，人類透過機器的力量來達成速度的提升。

而女性不適合開車的偏見有三：需要穿上較為醜陋的衣服、汽車時常會壞在路上，須懂基礎的機械理論、最後為女性普遍較不理性，開車在路上容易產生危險，根據以上三點，女性採取幾項策略來平反這樣的偏見，第一項為運用時尚設計的服裝，來改造原本不好看的行車服裝，藉此改變女性開車的形象，第二與汽車工業合作，使用女性的模特兒來拍攝廣告，第三，把修車的技能合理化，等同於女性學習縫紉…等技能，從而改變了女性駕駛的形象。

居家護理與家務指南的女性醫學寫實書寫

第二場演講邀請到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陳重仁教授，陳教授除了安全與潔淨的概念，也詮釋了當時女性作家採納醫療寫實的寫作手法，著重環境再現的細節鋪陳，在順應男性主流的家庭價值與性別分工的外表下，展現具有主體意識的突破。

十九世紀的醫療觀念認為清潔整潔是接近神性的狀態，乾淨等同紀律，也等於健康。而所謂的「醫療寫實」，是十九世紀寫實小說很重要的一個寫作面向，也就是說，寫實的描述筆觸不只是要建立全知全能的觀察視野，也透過對於生活環境巨細彌遺的呈現，細膩呈現各種感官經驗對於環境衛生的體察。在某種程度上，醫療寫實呼應當時公共衛生運動的呼籲，也提供小說家一個參與社會運動的對話管道。

既然環境衛生很重要，公共空間與居家空間的維護會直接影響個人與整體社會的健康，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誰來打掃環境？誰來負責環境的整潔？這個責任就落在女性身上了。主要原因是當時將女性視為「家中的天使」的性別分工，以及很多作家、思想家透過「女性的存在是為了服務男性」這樣的想法來鞏固男性的地位，居家空間是女性的空間，因此空間維護與家庭照護的工作，也是女性的天職。重要的女性小說家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在作品中大量沿用醫療寫實的寫作手法，在小說中總有貼心的女性角色肩負打掃與照護的工作。蓋斯凱爾看似順應主流的性別分工，但卻顛覆主流社會對於勞動階級的刻板印象，靠著整潔勤儉，勞動階級得以展現推動階級流動的能量。

陳教授也提到另一位重要的女性—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她創建現代護理的制度，也鼓吹女性在環境衛生與居家看護應扮演積極的角色，甚至提出「每一個女人都是護士」的說法。現今看來，這樣的遵循主流的性別分工，可是透過提供大量的諮詢，南丁格爾卻主導了全英格蘭醫院空間的規劃，幾乎所有醫院硬體空間與看護流程都是依照南丁格爾的意志來建立，在順應的過程展現更清晰的主體意識以及更實質的社會參與。

女性透過書寫，接受部分社會上的規範，加入自己的聲音，導向自己對於改造社會的積極參與，就像南丁格爾，雖然論述贊同女性應當負責打掃與醫護的責任，但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創建醫療機構，並表達自己的建議來完成社會基礎建設的推動。

募款詩人：在十九世紀軍事危機中寫不值錢的詩

第三場次邀請到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何泰鈞教授與我們分享「募款詩人：在十九世紀軍事危機中寫不值錢的詩」。何教授將募款詩歸屬為戰爭詩底下的獨特的次文類，是詩人為回應遠端戰爭而誕生的詩類。它充滿了內部衝突，因為以詩募款，需要協調戰爭詩既有的傳統與形式和慈善基金與廣告等商業活動之間的矛盾衝突。

何教授第一個提到的例子是滑鐵盧戰役的撰寫，詩人一開始專注於描寫英國打敗拿破崙的軍事成就，但受到滑鐵盧慈善基金相關活動的影響，轉而替傷亡的士兵與家人募款。這些流通於報紙與期刊的募款詩還分為兩類，一種為直接募款，公開宣傳慈善基金、讚揚募款的美德；第二種為間接募款，起初會先讚揚英國在戰場上的榮耀，之後才藉由詩的技巧彰顯募款的重要性。

透過這個講題，何教授帶出十九世紀英帝國歷史中，詩、流行媒體與軍事危機之間複雜而緊密的關聯，以及募款詩的歷久彌新。

福馬林、時尚及她們『袍』製的動物園

第四位講者邀請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李翠玉教授，李教授提到十九世紀在西方歷史上佔有獨特重要的地位，當今世界許多典章制度、公共基礎建設、現代醫學、科學及現代知識體系均源自於此時代，英國在當時世界又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十九世紀正是法國大革命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間，英國是不落日帝國，殖民霸權又是世界工廠，都佔有一席之地。加上當時攝影設備並不像現在如此發達及普遍可作紀錄，因此我們對那時代的理解只能透過文獻、圖像，本場演講主題即是藉由探討當時盛行的「動物剝製術」（taxidermy）文化現象來一窺當時社會文化樣貌及可能的詮釋意涵。

接著李教授提到有關描述或再現「動物剝製術」的文學作品，包含Charles Dickens 所著之Our Mutual Friend, Oscar Wilde 之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及 John Fowles所著之 The Collector。動物剝製術是一種生與死曖昧關係的媒介，把看似已死亡的動物屍體，透過毛皮之拆裝重組，製作成栩栩如生的標本，除了還原似生的狀態，還要透過美感及技法，賦予死去蟲鳥動物復活後的姿態和精神，也是一種對生命和美的想像。或許受到達爾文物種主義之啟發，維多利亞社會除了家裡流行標本擺飾外，人們也將這些標本作為首飾及配件穿戴在身上，與當時拉斐爾唯美主義之風行不謀而合。而生物標本之蒐藏與帝國對殖民地的蒐羅奇珍異玩密切相關，足證十九世紀英國設立博物館、自然博物館、花園、溫室等等都源自於對海外殖民地文物之蒐羅，Wilde小說中談的利用數千數萬種甲蟲製成之禮服真實存在且為當時上流社會之時尚品味之表徵。由現在環境保護角度觀之，令人玩味的是，蟲鳥標本之蒐羅直接造成許多殖民地物種（如甲蟲、蝴蝶）之滅絕， 標本製作不是包含殖民母國對被殖民國的掠奪，也包括跨物種之掠奪，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在會議的最後，馮品佳教授替本會議四位講者的演講給予了精彩的總結，並推薦很多實用的資料庫給與會者，其中包含之領域甚廣，例如：17~20世紀英國期刊線上資料庫、婦女雜誌回溯資料庫、20世紀娛樂雜誌典藏庫…等，以提供大家做研究時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