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調停國共事件紀錄簿(1945-1947)重量級電子資料庫隆重問市──專文介紹(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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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珍數位圖書公司四十週年鉅獻(3-2)

「美方調停國共事件紀錄簿資料庫」簡介

王超然博士
國立台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一、國共內戰的歷史背景：國民黨、中共、蘇聯、美國的四角關係

　　國共內戰（1945-1949），為近代史的重大歷史事件，長期受到國內外學界及一般大眾關注。國際勢力在國民黨與中共競逐政權過程具有關鍵作用，而蘇聯與美國則是主要角色。蘇聯由1920至30年代，為影響國共關係變化的主要外國勢力。美國自1940年代起，進入國府、中共、蘇聯原先的三角架構之中，形成新的四角關係，不僅對國共內戰，也是對1950年代至今的歷史變化具有重大影響。

　　蘇聯在1919年3月創立共產國際（Comintern），並在1920年派代表至中國，協助陳獨秀等於1921年創建中共，其後又在1923年促成國共第一次合作。蔣中正在1927年4月發動清黨，排除中共於國民黨外，而終結國共第一次合作。國共分裂後，中共建立紅軍在湘贛閩一帶進行武裝割據，國府則自1930年發動剿共戰爭，至1934年擊潰紅軍，迫使中共向西逃竄至陝北。蘇聯對蔣中正最終改變武力剿共政策，而與中共合作共同抗日，再度扮演關鍵角色。

　　國府與蘇聯關係在清黨之後惡化，於1929年更因中東路事件一度斷交。日本自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佔據東北後，成為中國最主要外患。蔣中正思索可以共同抗日的外援對象時，同樣與日本有利益衝突的蘇聯成為他選項之一。國府與蘇聯在1932年12月恢復邦交，其後開始進行軍事協助等條約談判。蘇聯也有自身的利益考量。隨著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崛起，特別是希特勒(Adolf Hitler)在1933年掌握德國大權，威脅到蘇聯的國家安全。為此共產國際在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宣示要聯合左右各種力量建立反對法西斯主義人民陣線。另外，則是支持國府抵抗日本，以降低日蘇直接交戰的機會，避免陷入東西兩面作戰的危局。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秉持共產國際指示，在1935年8月1日於莫斯科發表《八一宣言》，表示中共願意與國內各界主張抗日勢力，甚至國民黨內反日人士也合作，共組國防政府一致對外。中共至同年底正式接受《八一宣言》成為黨的政策，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預定推舉張學良成為抗日聯合政權的領導人。張學良在1936年12月12日發動西安事變，蘇聯公開抨擊張學良，並指示中共要營救蔣中正，中共只好改為聲援蔣中正。蔣氏劫後餘生，有感於蘇聯伸出援手，希望加強雙方關係而向蘇聯釋出善意，加上先前承諾張學良不再進行內戰改以抗日優先，而停止武力剿共，並與中共談判討論未來關係。

　　抗日戰爭於1937年爆發，國共雙方於倉促之間建立第二次合作關係，中共的紅軍更改為國軍編制，由國府軍事委員會領導共同對抗日本，至於實際的各項問題留待其後解決。國共關係在1938年武漢會戰結束前為蜜月階段，中日在正面戰場交鋒激烈，雙方一致對外抵禦外敵。武漢會戰結束後，抗戰進入中、日長期對峙狀態。中共在華北積極發展抗日根據地，實力日漸坐大，國府遂將注意力由日軍轉向共軍。國府意在鞏固自己領導地位，中共則是力圖爭奪各地的控制權，導致雙方矛盾日漸擴大。蔣中正在1938年開始初步限制中共的措施，例如要求胡宗南加強對中共中央所在的陝北根據地的人員進出管制，1940年著手建構陝北軍事封鎖線，至1942年完工，將中共根據地與外界隔絕，並斷絕財政與物資補助。

　　國共關係在40年代迅速惡化之際，新的國際勢力被牽扯其中，美國成為蘇聯之外另一個對國共兩黨具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國家。美國對於中國內政的涉入，始於1941年12月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正式對日宣戰，並與國府建立同盟關係。在抗戰前期主要外援國蘇聯為避免兩面作戰，在1941年4月與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斷絕援助國府，美國適時補上蘇聯空缺，成為國府當時唯一可依靠的對象，因此取得對中國內政極大的發言權。

　　美國參與抗日戰爭後對中共產生興趣，進而涉入國共的政治紛爭。國府起初尚可阻擋美國駐華人員與中共陝北根據地直接聯繫。日本在1944年4月發動一號作戰（豫湘桂會戰）使國軍慘敗，導致美方對於國府評價嚴重降低。國府為了挽回局面，只能開放讓美方與中共陝北根據地接觸。美方在1944年7月於延安設立美軍觀察組（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ation Group），為美國首次與中共建立正式官方機構，目的為觀察與收集中共相關情報，評估與共軍建立軍事合作的可能性等。這個機構一直持續至1947年3月，代表美方公開插手國共關係相關事務。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1944年8月派遣赫爾利（Patrick Hurley）以特使身分來華訪問。赫爾利本是為了協調蔣中正與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之間的衝突而來，至重慶後發現兩人關係已視同水火無可挽回，而將焦點轉至協調國共關係。赫爾利在重慶先與中共代表會談數次，又在11月7日以羅斯福總統特使身分至延安與毛澤東會談，成為首位與中共領導人接觸的美國高層。赫爾利在1945年1月正式接任美國駐華大使，為馬歇爾將軍(George Marshall)來華之前，美方負責調解國共軍事衝突的負責人。

　　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降低美軍損失，希望蘇聯能夠參與對日戰爭，為此在1945年2月與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雅爾達舉行會談（Yalta Conference）。美國在未告知國府的情況下，承諾蘇俄在東北可擁有特殊權益以換取蘇聯參戰，史達林則答應會與國府談判，簽訂條約以落實雅爾達會議結果。蔣中正在會後得知相關訊息，雖有不滿情緒但為了大局著想與減少實際損失，而與蘇聯展開談判。中蘇雙方在6月至8月之間進行兩階段協商，最終於8月15日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國府與蘇聯簽訂條約，是迫於政治現實不得已之舉，也並非一無所得。史達林在中蘇談判過程，已對中方談判人員表示支持蔣中正政權之意。中共在抗戰勝利之初，積極與國府競爭在華日軍受降權，以及淪陷區控制權，並未獲得蘇聯支持，行動轉趨保守。蔣中正順應國內輿論與美國避免內戰的期望，而先後發了三次電報邀請毛澤東至重慶會談，美方透過美軍觀察組轉達希望毛澤東參與的訊息。毛氏本不願前往，最終是史達林發電報要求，毛氏才在赫爾利陪同下於8月28日由延安前往重慶與蔣中正會面，實際談判則由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國民黨代表張羣等進行。雙方在10月10日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雙十協定》），對外宣示避免內戰，推動民主化目標，以符合國內各界，與美、蘇期望。《雙十協定》的簽訂，是由美國、蘇聯、國民黨、中共四方共同參與而成，蘇聯不像美國公開介入，而在幕後發揮實際影響力。

　　美國、國民黨、中共位居明面，而蘇聯處於幕後的四角關係，即為貫穿國共內戰時期的主軸，由《雙十協定》的簽訂可見一斑。《雙十協定》並未帶來和平，東北成為國共的必爭之地，而中共在蘇聯暗中支援下於東北發展迅速，內戰已至一觸即發的邊緣。赫爾利感到局勢發展不如預期，在11月底辭去美國駐華大使。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決定任命馬歇爾來華擔任特使，希望憑藉其威望可以調解國共矛盾，避免內戰爆發。馬歇爾在12月19日抵華，立即著手調解國共軍事衝突，毛澤東派周恩來為代表，國府代表則先是張羣，隨後換為張治中。中共本希望蘇聯也能加入調解事務，但蘇聯不願意公開介入國共談判之中而選擇位於幕後。馬歇爾、張羣、周恩來組成三人委員會，並在1946年1月10日發佈停戰令，國共之間進入停戰階段。馬歇爾的調停任務最終以失敗收場，在1947年1月離華，此後美國沒有再派特使來華調解國共關係，蘇聯則持續在暗中支持中共。國共內戰在1949年結束，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移轉至臺灣，而中共則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分立之局持續至今[1]。

註1	關於國共內戰與國共關係的研究，可參考：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汪朝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呂迅，《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陳永發，〈抗日戰爭中的國共關係〉。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臺北：國史館，2015），卷3，頁111-218。

二、軍調處簡介與檔案文獻價值

　　「美方調停國共事件紀錄簿」收錄的各項資料，來自1947年1月13日在北平成立的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是為了監督國共雙方停戰的執行機構。軍調部依據1946年1月10日發佈停戰令規定，由國府代表團、中共代表團、美方代表團各派一名委員組成，軍調部發佈的各項命令以中華民國國府主席名義發佈。命令發佈原則，為必須經三位委員一致同意，任一人反對即不能通過。軍調部的三位委員，為國府首席代表鄭介民（軍令部第二廳廳長）、中共首席代表葉劍英（十八集團參謀長）、美方代表則是駐華大使臨時代辦饒伯森（Walter Spencer Robertson），執行主任則是美方代表白魯德准將（Henry A. Byroade）。

　　軍調部最初設置聯合參謀部，以及執行、新聞、總務、通訊、交通五科，5月改為調處、交通、整軍、新聞、行政五處。此外，還有派至各地執行任務的小組，一共有36個小組。軍調部最初人員編制不大，國共雙方各為170人，美方是125人。隨著日漸事務繁多，軍調部組織隨之擴編，人員也增加至9,000多人。

　　軍調部規劃的主要任務為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受降日俘、遣返日俘、以及整編軍隊，而實際運作則集中在前兩項，特別是停止衝突為最主要工作。軍調部最初運作尚稱順利，至1946年7月國共內戰爆發開始失去作用。馬歇爾在1947年1月離華代表調解任務失敗，軍調處已無存在意義。國府在1月底宣布解散軍事三人小組與軍調部，中共人員在2月離開北平，美方則至5月初撤離，軍調部正式終結。

　　「美方調停國共事件紀錄簿」，收錄軍事調處執行部在1946至1947年的各類資料，包括人員名冊、會議紀錄、備忘錄、地圖、照片等，將近二十多萬頁的原始資料紀錄，為至今尚未被學界使用的珍稀史料。漢珍公司專業團隊特地至美國國家檔案局，使用高解析攝影與數位技術，提升原始檔案資料的清晰度，依照時間排序編輯、整理，提供中、英關鍵字檢索等設定，影像清晰易辨識，並具備調整影像大小功能，增進查閱便利性。它是一個典藏珍稀史料與實際操作簡易的數位資料庫。

　　「美方調停國共事件紀錄簿」收藏檔案具有幾項史料價值。首先，它提供第一手寶貴資料，對於國共內戰初期階段的歷史發展，與國共雙方在重要議題的爭論，例如接收與復員，特別是接收東北，能有更深入與具體的理解。研究者可藉此較為全面地掌握國共內戰中後期的情勢變化，建構國共內戰歷史的整體圖像。再者，這些資料很大一部分是美方實際參與國共調停、而留下的文字紀錄。研究者從中可以發掘國府、中共與美國，各自的考量、立場與觀點，而使國共內戰的歷史論述，不再是國共雙方各自表述、各說各話，加上美方的觀點，得以建構新的歷史面向。

　　三者，參與國共調停事務的中共人員，大多在抗戰期間的活動地區是中共敵後根據區，有些則是抗戰結束前後剛自學校畢業的青年人，並不具全國性知名度。這些人在中共建國後有部分成為地方大員，或者中央級人士，例如舒同、王光美等[2]。參與軍調處事務，或許是一些中共人士第一次在全國性甚至國際性政治舞台露臉，對於研究中共在這段時期的歷史，與相關人物的活動，為很好的研究資料。

　　最後，美方保存的資料，不僅限於調停紀錄、備忘錄等類型，軍調處當時還負有蒐集國府與中共方面情報的功能。研究者在數位資料庫中，找到美方當時蒐集到中共敵後根據發行的報紙、國府的反共文宣，與中共的反國府宣傳品等。對於研究者而言，這是可以擴大國共內戰的視野，在軍事政治之外，尋找新的議題，例如新聞宣傳、民意輿論、地方社會等，皆是寶貴的研究資料。

　　對於研究者而言，「美方調停國共事件紀錄簿」數位資料庫對解決進行研究要面對的現實問題，有極大的幫助。因Covid-19疫情影響，無論是至美國、或對岸進行移地研究，都要負擔相當的風險，並耗費金錢與時間成本。此外，中共對於查閱研究資料的限制愈趨嚴格，研究者能在對岸找到多少國共內戰的原始資料，實在是一大疑問。在後疫情時代，利用數位資料庫從事研究工作，已成為主流，既能節省時間與金錢，又可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原始材料。「美方調停國共事件紀錄簿」對於國共內戰的研究質量的提升，必能帶來極佳的效益。

註2

舒同（1905年－1998年），在1926年加入共產黨，抗戰期間於歷任八路軍總部秘書長、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長，中共山東分局委員兼秘書長。國共內戰初期任新四軍暨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曾參與國軍代表雷奮強案調查一事。舒同在中共建國後，擔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等要職。王光美（1921年－2006年），1945年自輔仁大學畢業，獲得物理學碩士學位。她在學期間與中共地下黨人往來，政治立場傾向中共。軍調處成立，中共想找一位兼顧外語能力又能信任的人擔任翻譯，王光美遂因中共地下黨人介紹進入軍調處執行部，擔任中共代表的外事組翻譯。軍調處的會議記錄與備忘錄，有些即是王光美翻譯，其後也隨同葉劍英擔任口譯工作。軍調處在1947年解散，王光美前往延安，隨即認識劉少奇，其後成為其夫人與政治秘書。劉少奇在1959年成為中共國家主席，王光美也成為形式上的第一夫人。參見王建華、謝一彪著，《舒同傳》（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2）。王光美，《我與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三、研究個案舉例

本資料庫典藏資料豐富，可以藉此發展不同研究主題，以下列舉幾個方向藉此說明。

軍調部調解地方軍事衝突具體情況

　　軍調部成立主要工作為調解國共的軍事衝突，派至各地的工作小組即是負責實行任務。東北是國共內戰初期的兵家必爭之區，情況最為複雜。國府與中共都將東北視為接收工作的首選，誰掌握此地誰就能取得內戰優勢。蘇聯基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則視此地為其勢力範圍，境內有大量蘇聯駐軍，不容許其他外國勢力涉足。軍調部協調東北軍事衝突，既有國內政治矛盾，又有美蘇兩大強權的角力，始終無法有效平息的國共軍事衝突。

　　軍調部也不是一事無成，在東北以外的區域也取得一些成績，例如第8執行小組處理中共東江縱隊的例子。東江縱隊，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為中共在抗戰時期建立的抗日游擊隊，主要活動在廣東東江下游地區，包含惠陽、東莞，以及香港、廣州等區域。東江縱隊最初起源於1938年中共黨員曾生等人創立，在1939年與其他中共游擊隊一併被整編入國軍，隸屬國軍第四戰區東江游擊指揮所，歷經幾次更改番號，至1943年12月2日確定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

　　中共在抗戰後制訂「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戰略方針，決定將長江以南各地分散的游擊隊撤出至華北，避免被國軍剿滅；另外，集中全力於華北、東北發展，以取得國共內戰勝利，並將此構想寫入《雙十協定》，成為兩黨協定項目。國府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在此時已著手清剿兩廣地區境內共軍，派遣國軍包圍東江縱隊根據地。1946年1月10日停戰令頒佈後，張發奎對東江縱隊的圍剿成為軍調部協調項目之一。張發奎起初不承認境內有共軍存在，也拒絕軍調部派小組至廣東，準備依原計畫清剿。周恩來因此在軍事三人組提出抗議，要求允許東江縱隊撤離。國府代表張治中表示認同，一方面透過軍令部要求張發奎停戰，另外派出軍調部第8執行小組前往處理東江縱隊撤退事務。國府、中共，與美方代表三方在1946年4月初達成停戰協議，與軍隊撤退的共識。東江縱隊在6月30日由美國艦隊北運，於7月5日抵達山東，完成撤離[3]。

　　東江縱隊撤離廣東，為軍調部調解成功案例，相關史料、回憶錄記載不少[4]，但對於撤離的具體執行細節尚有補充空間，「美方調停國共事件紀錄簿」正可提供相關資料。例如，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第八小組備忘錄第八十二號中共武裝人員備忘錄第一號」（圖一，1946年4月10日），附有「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司令部命令」（圖二，1946年4月9日）。東江縱隊在命令中很明確表示，是依循「中共中央毛澤東同志一月十日停戰令」而撤離廣東北上山東煙台，表達獨立於國府之外的意涵。東江縱隊又表示凡是各方一致同意的協定，「務須堅決執行」，屬於「保留意見」部分有自主彈性空間，會依據具體情況與執行小組協商，得出不損害雙方利益的方式。此外，為求保全起見，特別訂出各項標準（圖三）與表格（圖四）。

　　由此可見，軍調部在東北的失敗，與廣東的成功，背後涉及中共的整體戰略，以及地區特性等問題。中共東江縱隊在撤軍具體行動的操作，既有原則性也有依照情況調整的彈性空間，可說是相當靈活。國共內戰初期協調各地軍事衝突問題，可藉由資料庫提供的資料，進一步深化與開展。

美國、國府與中共的宣傳戰

　　軍調部是為了解決國共軍事衝突而成立，而國府、中共，美國對於實際運作成效各自有不同的考量。美國肩負不能失敗的壓力，必須有具體成果，彰顯自己介入中國內政的正當性。國府與中共則是取得一方面要取得主導權，另外則是把失敗引發戰爭的責任推到對方身上。宣傳因此成為三方都相當著重的面向。

　　馬歇爾來華是為了調解國共矛盾，能否與雙方領導人直接會面，成為外界矚目的焦點。馬歇爾在1946年2月28日，與張治中、周恩來，亦即軍事三人小組，由重慶飛往北平，開始視察華北各地的整軍軍情況。馬歇爾的視察行程為張家口、集寧、濟南、新鄉、太原、歸綏等地（圖五），重頭戲則是在3月4日抵達延安（圖六、圖七）。毛澤東為了迎接馬歇爾，不僅要求中共黨報《解放日報》刊登《歡迎馬歇爾將軍》社論，特地組織儀仗隊並親自去機場接機，還舉行大型宴會與歌舞晚會款待貴客。中共的表現令馬歇爾非常滿意，也對調解任務的前景充滿信心。馬歇爾的行程，成為美國宣傳調解國共軍事衝突有成的一大重點。美國的中國研究重要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當時為美國新聞署駐華分署主任。他在1946年5月11日一份備忘錄中表示要將馬歇爾的視察行程海報，印製五千份分送至中國各地（圖八）。

　　國府與中共也利用各種宣傳方詆毀對手，建立自己發動內戰的正當性，數位資料庫收集不少相關資料。例如，中共進入東北於各地發送各項文宣品，其中內容包含「我們是東北民主聯軍，是東北老百姓自己的軍隊。我們的隊伍有三十萬，我們堅決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你們不要認錯了人，不要把人民的軍隊當成敵人，不要受反動派的欺騙」（圖九）。中共將自己標榜為「老百姓自己的軍隊」、「人民的軍隊」，而國軍則是「反動派」，建立自己接收東北的正當性。

　　同樣的宣傳方式，也見於國府對中共的描述。軍調部收集了河北省復員協進會、河南省豫北區自治會等機構製作的文宣品，其中充斥各式反共文宣。例如，「朱德、毛澤東、劉伯誠(承)、楊勇，多少八路軍的將領都是南方不要的壞人，最靠不住。我們都是北方的老鄉，千萬不聽他們的話上他的當」（圖十）；「中國是最講倫常道德的國家，共產黨，破壞道德毀滅倫常，殺人放火，不顧廉恥，禽獸的行為，還能長久嗎？」（圖十一）國府一方面訴諸在地情誼，強調地域之別，又進行道德論述，將中共打成壞人。國府、中共，除了軍事衝突之外，宣傳戰也是重要戰場，特別是各地方的宣傳文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

事實與政治：雷奮強案

　　國共內戰初期，兩黨彼此間的互信不足，往往會因為偶發事件，演變為大政治風波，讓彼此間的矛盾更為加深。1946年6月發生的雷奮強案，就是著名例證。雷奮強為國軍少校，為軍調部第23小組國府代表，駐在山東晏城。雷奮強在1946年6月10日搭乘火車由晏城至濟南途中被槍擊導致身亡。由於事發現場附近有中共軍隊盤據，雷奮強之死是流彈造成的意外死亡事故，或是中共軍隊埋伏攻擊國軍軍官的兇殺事件，國共雙方各有不同的解讀，成為爭論焦點。

　　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在6月12日以「晏城交通小組政府代表雷奮強受狙殉職晏城會後反濟途遇埋伏」為標題報導雷奮強案，指出雷奮強與中共代表同車返回濟南，中共代表在途中藉故先下車，雷奮強隨即遭遇埋伏鐵道兩側的共軍掃射慘死，將其定位為共軍預謀殺人[5]。《中央日報》在同月16日的報導，更將雷案情節進一步修改，指出雷奮強是被共軍拖下車槍決，同車的中共代表在現場卻不出聲阻止。國府代表向馬歇爾與周恩來抗議，要求中共嚴懲兇手[6]。國府國防部發言人在同月21日指責共軍不遵守停戰令，也用雷奮強作為例證。

　　軍調部調查事件真相，派了特別小組進行實地調查，《中央日報》在同月25日以標題「雷奮強係中共殺害特別小組調查證實」，報導調查結果[7]。由此看來，雷奮強是遭受共軍埋伏殺害，顯然中共是不遵守停戰令的叛亂份子。中共方面則堅持雷奮強案是國民黨為了挑起內戰而刻意製造的政治事件。

　　事實真相究竟如何？軍調部派出的特別小組也配合國民黨？此說法基本上無法成立。軍調部是由美國、國府、中共，三方代表共同運作，任何備忘錄、調查報告，都要三方一致同意才能成立。特別小組有關雷奮強案調查結果也是經過三方代表確認而成，因此共軍埋伏殺人是歷史真相？「美方調停國共事件紀錄簿」有此事件的備忘錄，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各項疑點。

　　根據備忘錄紀錄，特別小組由國府代表溫天和少校、中共代表雷英夫上校，以及美方代表馬亭(Morris Martin)上校組成。三人在6月19日由北平出發，南下前往事發現場調查。特別小組詢問事發當時的證人，以及現場實地調查，而開會得出結論。特別小組指出火車是在國共雙方皆承認的「無人地區」受到襲擊，而不是共軍控制區。再者，同車的中共代表聽見槍聲而表示希望車輛停駛，他要下車與共軍交涉以保證車上乘客安全。雷奮強拒絕中共代表提議，要求繼續行駛，導致車輛受到攻擊。共軍是以車廂為攻擊目標而不是鎖定特定人物，車上乘客都有可能被流彈波及。雷奮強是中彈傷重身亡，並非被共軍拖下車槍斃。最後，調查報告指出雷奮強是死於意外，而他沒有停止車輛讓中共代表下車交涉讓全車乘客陷入危險，是其錯誤。備忘錄為中英文版各一，並經三方代表認可而成立。（圖十二至廿一）由此而論，國民黨與《中央日報》一連串論述，顯然與事實有不小差距，也凸顯了國共雙方根本已無調解的可能，進入一個事實各自表述的狀態。總而言之，「美方調停國共事件紀錄簿」收錄的資料，對於研究者釐清當時的歷史，從中發掘新課題，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註3	汪朝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230-232。
註4	例如，廣東省檔案館編，《東江縱隊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曾生，《曾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東江縱隊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專輯》編輯組，《東江縱隊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專輯》（廣州：東江縱隊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專輯編輯組，1983）。
註5	〈晏城交通小組政府代表雷奮強受狙殉職晏城會後反濟途遇埋伏〉，《中央日報》，1946年6月12日，第二版。
註6	〈執行小組政府代表卅二人昨聯名致電馬歇爾周恩來要求中共速懲辦殺害雷奮強兇手〉，《中央日報》，1946年6月16日，第二版。
註7	〈國防部發言人談話指出中共顛倒黑白望勿再節外生枝意圖拖延〉，《中央日報》，1946年6月24日，第二版。〈雷奮強係中共殺害特別小組調查證實〉，《中央日報》，1946年6月25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