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日治時期的工運軌跡

資本主義的宿命：勞資鬥爭

　　綜觀古今中外歷史，資本主義這一路走來，總少不了勞資雙方鬥爭的斑斑血淚史，爭工會組織權、爭工會參加權、爭八小時工時制、爭加班費、爭男女同工同酬、爭最低工資、爭解雇保障，什麼都可以爭，卻也什麼都必須爭。台灣島亦不能置身事外，於日治時期1920年代，伴隨著新思想的演進，工運也漸漸有所發展，今天我們就要簡略回顧台灣日治時期替勞工爭權力的腳步。

台灣工運的兩條脈絡：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日治時期的工運，可以大致歸結出兩條脈落：一、台灣文化協會。此協會為日治時期最重要的文化啟蒙團體，於1920年由蔣渭水、林獻堂等人成立，積極引進傳播各種政治思想、引領社會思潮。在1927年的大會上，協會內部產生分裂，以連溫卿為中心的左翼青年取得主導權，蔣渭水、蔡培火等舊幹部退出，此後協會更加左傾，熱衷於工農運動，催生了台灣各地的機械公會，並於1931年決議支持台灣共產黨，後來主要幹部都遭到逮捕，協會名存實亡。
至於退出台灣文化協會的舊幹部，在蔣渭水的主導下，則是於1927年成立了「台灣民眾黨」，這是日治時期台灣唯一的合法政黨，該黨在蔣渭水帶領下，左傾色彩日益鮮明，積極介入勞工運動與勞動爭議，於各地以工友會、店員會名義組織了不少勞動團體，進而於1928年促成「台灣工友總聯盟」的創立；工友總聯盟在各地發起過許次大規模罷工、如淺野水泥會設高雄廠、台灣製糖會社平安廠台北印刷從業組合等等，民眾黨與工友總聯盟的關係也日趨緊密，並且積極與國際左派團體聯繫，然而隨著1931年總督府的大規模逮捕行動，以及蔣渭水的去世，這兩個組織也漸漸失去了影響力。

台灣工運的兩條脈絡：台灣農民組合

圖一：1928年7月18日台灣日日新報報導，簡吉趙港等等台灣農民組合的成員，至總督府遞交陳情書。

　　二、台灣農民組合。其濫觴始自1925年，彰化二林蔗農為爭取甘蔗的合理收購價，成立二林蔗農組合，後來還與警察發生衝突，造成多人被捕，史稱「二林事件」，之後各地又發生一連串的農民抗爭事件，最後於1926年，在簡吉、趙港等人的領導下，全島規模的台灣農民組合終告成立，主要幹部也策動、參與了多起抗爭，例如官有竹林問題、香蕉問題抗爭、土地放領抗爭、要求提高甘蔗收購價等等，簡趙二人更曾親赴東京向日本眾議院遞交陳情書，並拜訪日本勞動農民黨，而得到日本社會主義團體的同情與援助，在這些團體的影響下，台灣農民組合的思想也逐漸出現階級鬥爭的色彩，並關心所有的無產階級，除了關心農民問題之外，也提出禁止童工、制定最低工資等等與勞工息息相關的主張，甚而標舉反對總督獨裁、要求集會結黨自由等政治上的口號；1929年日本總督府大動作打壓左派團體時，台灣農民組合亦受到極大打擊，最後決定支持台灣共產黨，主要幹部也紛紛入黨，可以說等同於完全與共產黨匯流。

圖二：在1933年7月25日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中，過去台灣農民組合的骨幹核心簡吉與趙港，都已經列名於台灣共產黨主要幹部名單中。